刚刚过去的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期，全球经济弱势复苏且前景不甚明朗，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发盛行。在此背景下，针对我国的贸易救济措施继续升温，对我国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猛增，并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趋势和特点。

　　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数据统计，2013年，21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启动贸易救济调查共106起，同比增长37.7%，增速提高26.1%，我国连续19年成为全球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

　　反倾销占比最大

　　2013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仍以反倾销为主，共73起，同比增长28.1%，增速提高16.3个百分点，我国连续1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反倾销案例占比出现回落，同比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表1)。

　　2013年，对华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大幅回升。其中反补贴调查17起，同比增长88.9%，同比大幅提升88.9个百分点；占比16%，提高4.3个百分点，我国连续8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同期遭遇保障措施调查16起，同比增长77.8%，大幅提升65.3个百分点；占比15.1%，提高3.4个百分点。

　　但须特别注意的是，2013年国外对华发起“双反”调查达13起，创5年新高，此必将对我国涉案产品的出口产生严重制约效应。

　　此外，2013年，仅由欧盟对华玻璃纤维网格织物启动1起反规避调查，相对于2011年的4起和2012年的12起大幅下降。

　　发展中国家讨声渐高

　　2013年，发展中国家继续成为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主体。2011年，发展中国家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共42起，占比超过60%；2012年共计53起，占比近70%；2013年66起，占比虽有所回落，但仍超过60%(表2)。

　　就具体措施而言，2013年发达国家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主要集中在反倾销(21起)和反补贴(17起)调查领域，其中13起“双反”调查全部由发达国家发起，特别是反补贴措施基本都由发达国家采取；发起的保障措施(2起)和特保措施(0起)调查极少。

　　2013年，发展中国家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则偏向于反倾销(52起)和保障措施(14起)。由于保障措施的发起门槛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贸易救济调查手段时较易采用。

　　新兴经济体占比有所回落

　　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同构性，导致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出口产品间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因中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强，加之其他新兴经济体普遍出现经济减速和我国保持较强发展势头的反差，2013年新兴经济体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激增。2011年新兴经济体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为31起，占我遭受的全球贸易救济调查数量的44.9%；2012年为43起，占比55.8%，上升近11个百分点；2013年共计41起，占比38.7%，下降17个百分点。

　　其中，金砖国家占主体，且比重持续上升。2011年，金砖国家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共18起，占新兴经济体发起总数的58.1%；2012年为26起，占比60.5%，上升12个百分点；2013年27起，占比65.9%，上升5.4个百分点。

　　需特别注意的是，因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缺乏协调、国际资本流向变化迅速、经济存在结构性矛盾等，2013年，新兴经济体出现出口下降、工业增长放缓、通胀率高企、内需不足、货币贬值、投资环境不景气和资本外流加剧等现象，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进入难熬的衰退期。如2013年，印度经济乏善可陈，在内外交困之下，经济增速一再探底，跌至10年来新低，尤其是卢比暴跌和股市震荡一度加剧危机；俄罗斯经济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差表现，增长速度远低于预期，且鉴于经济结构失衡状况仍无根本改观，并面临资本外流、预算赤字压力增大等问题，俄罗斯经济未来可能进入低增速区间；巴西经济疲弱不堪，充满挑战和隐忧，经济艰难复苏的同时遭遇通货膨胀高企、货币大幅贬值、资本外流等风险，并可能出现13年来的首次贸易逆差；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南非经济一方面呈现相对积极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解决财政赤字恶化、失业率和通胀高企等痼疾的困扰，经济增速也由2012年的2.5%回落至2%……新兴经济体为缓解经济发展困境，转而寻求贸易保护，并导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数量激增，且这一态势还有可能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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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发起方更趋集中

　　2013年，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和地区数由2009年的47个降至21个，发起国日趋集中。其中，巴西(15起)、加拿大(13起)、美国(12起)和印度(10起)位居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数量的前4位，共发起50起，占比达47.2%，发起方集中度较高。巴西已连续两年成为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而印度也以10起位居第4位，亦佐证了新兴经济体与我国贸易摩擦日渐增多的态势。对此，我国应注重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突破经贸合作谈判的瓶颈，降低出口集中度，以缓解和避免贸易摩擦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巴西、印度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异军突起。2013年，巴西共对华发起发倾销调查15起，同比增加2起，占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的20.55%；印度共7起，同比持平，占比9.59%，两者已连续两年位居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前两位。

　　反补贴调查发起方集中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成员国。2013年，美国(6起)、加拿大(6起)、欧盟(3起)和澳大利亚（2起）四国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共17起。其中，NAFTA成员国共发起12起，占总数的70.6%，同比提高15个百分点。此与2012年3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关税修订法案密切相关。根据该修订法案，美国商务部可对自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所谓“受补贴商品”征收反补贴税。这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合法性”和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乃至NAFTA成员国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

　　保障措施调查发起方集中于发展中国家。2013年，哥伦比亚对我国发起保障措施调查4起、印度3起，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占总发起数的43.8%；菲律宾、智利和澳大利亚分别以2起并列第三；乌克兰、土耳其和吉尔吉斯斯坦各1起；发展中国家共发起14起，占比高达87.5%。

　　涉案行业重点明晰

　　2013年，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主要涉及金属及其制品、化工、建材、机器与电气设备、食品、纺织、塑料及其制品、造纸8个行业。其中，以清洁能源为代表的机器与电气设备正逐渐成为被调查的新重点行业，该趋势值得关注和分析。

　　金属及其制品、化工、机械与电气设备仍是重灾区。2013年，国外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主要集中在金属及其制品(41起)、化工(18起)、机器与电气设备(14起)和建材(13起)4个行业，合计占比达81.1%。其中，金属及其制品、化工、机器与电气设备已连续3年位列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前3位。

　　清洁能源等产品成为新对象且连锁性强。2011年以来，机器与电气设备逐渐成为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对象，案件绝对数和占比均显著提升，其中尤以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设备为代表，具体产品涉及到应用级风电塔(2012年美国双反、2013年澳大利亚反倾销)、光伏组件与晶体硅光伏电池(2011年美国双反、2012年欧盟双反)、太阳能电池板(2012年印度反倾销)、太阳能玻璃(2013年欧盟双反)，发起国和地区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欧盟，表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对我国贸易救济措施呈现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发展的趋势，清洁能源等高新技术产品已逐渐成为我遭遇贸易摩擦的主要领域。

　　该现象将随着我国机器和电气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竞争力的增强而不断强化。对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由于贸易结构上与中国存在某种程度的互补性，限制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是出于平衡贸易收支的考虑，而并非纯粹从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角度出发。而发达经济体的支柱产业主要在高技术产业方面，随着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越来越多，发达经济体的这些支柱产业感受到的压力日益增大。因此，可预期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所设置的贸易障碍会日渐增多。

　　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近，清洁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也是其力主发展的产业，欧美对我国清洁能源等高新技术产品所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很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效应。此从印度于2012年11月23日就太阳能电池和2013年6月21日就USB闪存驱动器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可略窥一斑。对此，除要从预警、应诉、反制等环节入手加以及时应对之外，还要从规则制定、标准采用、专利注册等方面未雨绸缪。

　　反倾销调查集中于金属及其制品、机器与电气设备、化工和建材等行业。2013年，国外对华启动反倾销调查73起。其中金属及其制品以25起排名居首，占比34.2%；其次为机器与电气设备14起，占比19.2%；化工12起，占比16.4%；建材11起，占比15.1%。四项合计占比达84.9%，涉案产品集中度极高。

　　反补贴调查以钢铁及其制品为主。2013年，国外对华启动反补贴调查共17起。其中金属及其制品以10起居首，占比58.8%；化工3起位居第二；纺织2起居第三；食品和建材各1起。

　　保障措施以金属及其制品和食品为主。2013年，国外对华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共16起。其中，金属及其制品以6起居首，占比37.5%；食品以5起居第二，占比31.3%；化工以3起居第三；造纸和建材各1起。金属及其制品、食品已连续3年位列保障措施调查前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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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反”重创清洁能源产业

　　2013年，国外对华“双反”调查由2011年的9起、2012年的6起大幅增长到13起，增速超过100%；涉案产品仍以金属及其制品为主(2011~2013年占比分别为77.8%、50%和69.2%)，发达国家为发起主体(2011~2013年发展中国家仅1起)。其中，美国、加拿大和欧盟为主要发起国和地区，2011~2013年美国和加拿大分别累计发起12起、10起和2起，分别占3年累计总数的38.7%、32.3%和6.5%。

　　但须注意的是，清洁能源日益成为“双反”调查的主要对象。如2011年美国对晶体硅光伏电池、2012年美国对应用级风塔和欧盟对光伏电池及组件、2013年欧盟对太阳能玻璃等案例，将深远影响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更须警惕的是，国外为防止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规避“双反”，开始扩大清洁能源产品的“双反”制裁范围。如2013年12月31日，美国SolarWorldIndustriesAmericanInc.代表美国内产业正式向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进口的太阳能电池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以阻截台湾地区代工这一规避高额“双反”税的渠道。这将进一步削弱中国光伏组件在美国市场的性价比优势，使正在逐步走出产业低谷的中国光伏再遭围堵。

　　实际上，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对我国愈演愈烈的清洁能源产品“双反”，已严重影响我国清洁能源产品对这些传统市场的出口份额，而美国此举必将继续加速推动中国企业对传统出口市场份额的丧失。工信部旗下研究机构赛迪智库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光伏组件出口量约为16GW，金额约100亿美元，同比下降27%。其中，对美出口份额占比由2012年的16%下降至2013年的约10%，对欧出口份额由2012年的近65%下降至2013年的30%。日本跃居首位，成为中国光伏组件最大的进口国，进口额约为22亿美元，占中国光伏组件总出口额的22%；对印度和南非的出口额分别占5.2%和4.5%。但对其他市场出口过快增长，可能引发这些国家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连锁效应。

　　反规避调查起伏较大

　　2010年，中国遭遇6起反规避调查，其中美国4起(糖胶、钢丝架、薄棉纸、甘氨酸)、欧盟2起(钢铁紧固件产品、塑料袋)。2011年，中国遭遇4起反规避调查，其中欧盟2起(玻璃纤维网格织物、钼丝)、巴西1起(鞋)、土耳其1起(拉链)。2012年，中国遭遇14起反规避调查，其中欧盟7起(钼丝、铝箔、自行车、金属硅、一次性充气打火机、玻璃纤维网格物、不锈钢紧固件产品)、土耳其3起(钢铁管件接头、PS版、铰连接)、美国2起(内置弹簧部件、薄棉纸)、墨西哥1起(无缝钢管)、巴西1起(合成纤维)。2013年，中国遭遇的反规避调查数量大幅回落到1起，即欧盟对玻璃纤维网格织物的反规避调查。虽然澳大利亚迄今未对华发起反规避调查，但2013年9月18日，该国反倾销委员会发布反规避调查草案，表明其可能成为后起之秀，该情况应引起我国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的高度重视。根据该草案，澳大利亚将就反倾销和反补贴案的四种情况进行反规避调查：在澳大利亚组装零部件；在第三国组装零部件；通过一个或多个第三国出口涉案产品；出口商之间的规避行为。

　　近年，国外对华发起反规避调查主要针对劳动密集型产品，此与规避措施的4种主要方式有关——进口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规避和后期改变产品规避。实践中，前两种最常用，即出口国将遭受反倾销制裁的产品的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出口到制裁国或第三国，在制裁国组装后直接销售或在第三国组装后出口至制裁国，从而导致反规避措施主要针对工艺简单、以拆卸与组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2012年10月23日，应欧盟4家生产商申请，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铝箔进行反规避立案调查——有充分证据证明，中国通过向欧洲出口中间产品铝箔卷，然后再制成相关产品以规避2009年对华铝箔征收的反倾销税；2012年9月25日，欧委会发布公告，决定对中国并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转运至欧盟市场的自行车启动反规避调查——有充分证据证明，中国通过向这些第三国出口自行车零部件，然后再组装成相关产品出口至欧盟，以规避2011年对华自行车继续征收的高额反倾销税。

　　因此，反规避调查将成为中国继反倾销之后面临的新一轮的贸易障碍，将进一步削弱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的能力，并可能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产生不利影响，严重影响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价值链附加值的进程。

　　综上，在发达经济体依然未摆脱经济危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受累放缓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愈发盛行的情况下，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形势不容乐观。为此，中国需要更加主动地应对贸易摩擦，国内企业和相关行业协会组织应更为积极地拿起贸易调查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者：查贵勇 上海海关学院经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