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多，常州晨晔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锁国走进三楼的车间，顺手拿起一批刚钉上扣子的半成品衬衫，查看缝得是否结实。偌大的车间里，有一些缝纫机空着，有的机头上还包着蓝布，显然是有些时日没用过了。

　　“撑过这段日子就好了。”马锁国有他的底气——就在四楼的成品车间，他们为凡客诚品定制的衬衫正在整理包装。这是他们刚刚拿下的大单，加工量占这个品牌的1/4。

　　马锁国的公司位于江苏常州下辖的金坛市，这个江南小城85%的产品外销，和浙江省平湖市同为“中国出口服装制造名城”。“我们70%的企业明年上半年的订单已落实。”金坛市纺织服装行业商会秘书长王菊富胸有成竹地说，如果企业都撑不下去了，金坛的服装企业也是最后倒下的。

　　在当前信贷紧缩、贸易不景的大形势下，金坛2000万元以上企业今年1-9月开票销售同比增长了22%。

　　不俗的成绩得益于当地服装业多年的积累。全市近800家纺织企业，年产服装约4亿件(套)，上缴税收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1/5，年出口额近6亿美元。年销售过亿元的企业22家，其中一些“龙头”在与客商的谈判中逐步加大了话语权。

　　金坛市纺织服装行业商会本月初刚刚完成的调研报告认为，当地服装业参与全球一体化竞争的条件已逐步成熟。

　　小城迎来出口红利

　　金坛的服装业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快速成长于90年代。时至今日，全市有纺织企业797家，其中服装企业462家，织造企业211家，印染、绣花等后整理配套企业300多家，总资产超过10亿元，从业人数近5万人。

　　“全球60多亿人口，每20个地球人中，就有一位穿‘金坛制造’的服装。”王菊富说，金坛还没有哪个产业有如此高的集聚度、如此大的生产能力、如此显著的外向型特征；而整个产业爆发式的增长，正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那几年。

　　国际贸易的大门洞开，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王菊富告诉记者，2005年起欧盟、美国、加拿大和土耳其等原对我纺织品出口设限国全部取消了配额限制，金坛的服装年产量从1.8亿件跃升到3.5亿件，几乎翻了一番。

　　“以前要做欧美的订单，要么支付高额的关税，要么必须拿到配额，非常麻烦。”东华纺织集团副总经理罗醒洲说。

　　金坛市纺织服装行业商会副秘书长郭志荣回忆，那时候他在当地规模最大的龙头企业晨风集团工作，向省外经贸厅申请出口配额是一年一度的大事，有时候还不得不一年申请两次，劳力劳心。碰上配额的品种和实际出口产品不尽一致，更是令人头痛。

　　WTO带来了服装业的发展良机，所有企业都可以自由、公平地参与竞争，金坛的服装行业由此突飞猛进，生产能力足以媲美国际一流服装企业。“没有我们金坛不能做的服装。”王菊富说，2002-2006年，不仅销量节节突破，利润也达到史上最高。

　　当时，偌大的县城生产各种面料的正装、时装、童装、休闲装、内衣、羽绒服……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服装品类。全球前300位的“机缝类”服装品牌商中，有近200家跟金坛服装业有过合作，其中包括“GAP”、“圣诺朗”、“NAUTICA”、“瓦伦缔诺”、“POLO”、H&M、优衣库等国际知名品牌。

　　中国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蒋衡杰当时有一句笑谈：“没和金坛合作过的国际品牌商，那一定不是大牌。”

　　“如果没有WTO，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王菊富说。

　　我们受市场的指引

　　订单不止意味着销量和利润，举例来说，国际厂商下单之前例行的第三方“验厂”，对接单企业而言正是规范生产、改善管理的机会。

　　马锁国的企业主要接日本的订单，这个以精细而著称的国度，委托验厂的指标也格外齐全：机器不清爽要扣分，工具袋里标准配置不到位要扣分，辅料仓库里不能放置灯管，操作台面必须干净——验厂的人员会掏出吸铁石，在地面的缝隙中来回移动，看有没有掉落的针头。

　　“第一次经历这种验厂的时候，确实非常惊异。”马锁国说，但是实际体验下来，觉得这对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非常有帮助。比如，日本厂方要求，生产过程中如果出现断针，每一次都要有纪录，包括断针发生的时间、原因、布匹的批次和颜色等等，这对质量控制非常有好处。“以前都是乡镇企业局来帮助我们提高，现在直接受益于市场的指引。”马锁国说。

　　金坛市纺织服装行业商会副秘书长郭志荣表示，除了确认厂家的资质，验厂往往还包括劳动强度、生产环境、员工住宿条件等指标，外国厂商冠冕堂皇地称之为“人权保障”，其实质是在关税壁垒取消后的贸易壁垒变种，目的是给生产商增加成本。

　　即便如此，生产商们仍然宁愿接受有些苛刻的验厂。“这等于是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保证良性竞争。”东华纺织的罗醒洲说，这也使得整个纺织行业摆脱了低档次上的粗放式的延伸。

　　在加入WTO的这十年中，金坛服装制造企业不仅在装备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领军企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也培养出了自己的高级管理人才和包括研发、设计、打版、接单、翻译、设备维修等在内的行业技术人才。

　　“我们参与全球一体化竞争的条件已逐步成熟。”王菊富说。

　　红利之后还有红利吗？

　　王菊富也不讳言，在2002-2006年，加入WTO的“红利”充分释放之后，出口服装业步入“量增价跌”的时期。

　　由金坛生产、在欧洲售价为50欧元的服装，厂家也许只能得到一两个欧元。服装加工业人士算起这笔账来更形象：“加工一件外贸服装，最后赚到的，只是一个领子钱。”

　　“长期的贴牌生产，使企业几乎丧失了自创品牌的主动性。”王菊富直言当地服装业的软肋。

　　但“为他人作嫁衣”的窘境，迫使金坛的服装业在WTO提供的全球性产销框架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当地品牌“玮尼维希”的一位营销经理认为，在中外服装贸易中，外方对我国的设限，主要体现在数量而非金额上，我们要实现贸易额单品利润的提升，就必须大力发展自主品牌。

　　有了自己的品牌，企业相对更容易占领“微笑曲线”的两端。王菊富告诉记者，作为日本著名服装品牌 “优衣库”的战略合作伙伴，晨风集团曾在2010年底提出，自2011年起涨价15%。在全球转了一圈之后，日本客户又转回来，接受了晨风集团的条件，因为与价格更为低廉的越南、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相比，金坛的服装制造业在产业链配套方面，在制造流程的各个环节所需人才层次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编者按

　　“入世”十年，中国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同时也是反倾销诉讼遭遇最多的国家。依靠投资和出口，透支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如何改变？当初“入世”，既有热切的希望，也有未知的恐惧。十年之后，应该如何评估其中得失？当下，我们有必要重申入世的初衷：改革和开放。无论是全球化红利，还是城市化红利抑或人口红利，其根本都是改革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