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哥登上了英国《独立报》的报道，他的一身造型已经被叫卖到天价。

　　程国荣终于回家了。这个曾经逃避现实的流浪汉，突然在大众的关注下，摇身一变成为时装偶像，人送外号“犀利哥”。然而，诚如阴阳师安倍晴明所说“名字是最短的咒”，一旦“犀利哥”重新变回“程国荣”，那个加诸在他身上的“时尚之咒”才得以解除，正是一个给他本人，或曰犀利哥现象，正确评价的好时机。

　　不管九孔如何拙劣地模仿他，《独立报》给他如何醒目的版面位置，还有日本网友的啧啧称叹，你是否注意到，货真价实的时尚媒体和设计师们，从未给予犀利哥一个正经的评价，上蹿下跳煽风点火的都是大众媒体和网络。在这场大众的狂欢中，怪象缤纷：淘宝上，无良店主纷纷打出犀利哥的名号，乞丐装从200元一路叫卖到49999.99元；迷恋哥的女网友，花去1267元治装费，妄想瞬间把老公变犀利。那边厢，真正的犀利哥，却被突如其来的关注，搞得手足无措。一旦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曾作为时尚偶像被海内外媒体开销，身上被施加了一个“犀利哥”的咒后，他便开始为自己解咒，因此他的光芒也就随之而去了。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能清楚地把时装受众分成三个阶层：时装无意识、初级时装意识，以及具有高级时装意识的权力阶层。很明显犀利哥从未刻意把自己打扮成能秒杀大众的样貌，属于并无时装意识的阶层；而时装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则处于具有初级时装意识的阶段；时尚媒体、设计师和重度时装消费者则毫无疑问是真正创造潮流，具有高级时装意识的权力阶层。这三者在犀利哥事件中的各自反应，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三者间的互动关系。

　　100年前，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曾如是界定注重穿着的人：“有着这样穿戴的人是绝不可能直接插手于任何对人类有用的工作的。”他认为时装必定和有闲联系在一起，只有将自己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消费并且演绎时装，以及时装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从某种程度来看，流浪汉无疑也是有闲者，和具有高级时装意识的权力阶层，恐怕同源。君不见，半个世纪以来的时装史，根本就是一部“贱着史”，“残”“烂”“破”这3个字早就是设计师们秘而不宣的法宝。

　　Yves Saint Laurent很早便认为：“街头和我之间，有一段爱情故事。”设计师Mary Quant也曾坦言，创造迷你裙的并不是她，“而是街头的那些女孩。”闲逛，显然是一个把自己变得时髦起来的关键词。因此，犀利哥与高级时尚间的戏剧性差异，恐怕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巨大。

　　30多年前，有个名叫Vivienne Westwood的女人把几个五音不全的中产阶级小孩打扮成比“贱民”还要贱的样子，冲上舞台对台底下真正因为失业而差点变成暴民的年轻人大喊“没有未来……英国无政府”。“贱民们”的潜在破坏力，全部在音乐和服装中宣泄掉了。这和泄洪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先前只有产业工人才穿的牛仔裤与T恤的流行只是一种并不太刺激的“和平演变”。当Comme des Garcons在巴黎呈现了一组千疮百孔的服装时，把外表的“贫瘠”升华到了一种对“内在高雅”的追求上。历史教育我们，经过精心算计的“贱着”往往是推动时装进化的关键。设计师们早就和街头的流浪汉、游手好闲的青少年签订了秘密的盟约。

　　街头风尚从来都是时装设计师的灵感来源。

　　当然，更具典型意义的当属Vintage风潮，原本以慈善捐助存在于世的旧衣流通系统，竟然备受潮人的追捧。被穿旧的衣物，从具有高级时尚意识的阶层中流传出来，被运至欠发达地区，或被犀利哥之流的流浪汉拾得。未曾想过有一天，这种外表陈旧破烂的衣物，竟能回流至具有高级时尚意识的阶层中。有的人追求原汁原味的旧衣，有的人则追求在新衣上再现古旧的趣味，只不过后者在“再现”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工艺与心思远超一件正常的新衣。因此，一掷千金把自己打扮成乞丐，并非只是一个传说。往往视觉效果越是自然的破烂牛仔裤，价格越是昂贵。犀利哥身上的衣物历经风霜，含有个人的经历，这种无法复制的独一无二性，恐怕正是具有高级时装意识的阶层所梦寐以求的。

　　至于具有初级时装意识的阶层在犀利哥事件中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则必须归咎于其本身对高级时装界既爱且恨的复杂心理，类似于农民起义。他们长久以来跟在具有高级时装意识的阶层身后，亦步亦趋；同时又并不理解其时装审美的作用机制。好不容易在茫茫人海中，找寻到一个犀利哥，确有一种痛扇高级时装界一个耳光的深意在。先前纽约Mercer街区，也曾发掘出一位潮爆流浪汉，却未见得掀起了如此大的波澜，盖因在一个成熟的时装社会中，并不会因此而大惊小怪。

　　当犀利哥变回程国荣后，亦即从时装无意识状态回归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具有初步时装意识的群体。这种变化，立刻割裂了他与高级时装界暗合的盟约关系，跌落凡尘成为另一位“路人甲”。如果我们把“时装意识”当作“自我意识”来考量，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时装铁律——“忘我”恐怕是最犀利的时装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