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一切审美的川久保玲说自己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商人

周五下午，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一间封闭的陈列室里，工作人员正围着纯白小屋组合的临时空间打转，有人穿着白大褂和鞋套，修复人体模型，安放数字指引。这是时装学院（Costume Institute）春季展《川久保玲/Comme des Garçons: 其间的技艺（Art of the In-Between）》开幕前最后的冲刺。几十年来川久保玲为自己在 1969 年创立的时尚品牌 Comme des Garçons 设计的作品正在进行最后的陈设。

通常可以预料的是，时装学院的展览总会摆满衣服，但川久保玲的作品并非都会被看作是普通意义上的衣服。这些作品可能精致却臃肿、邋遢又破烂；穿这些衣服未必会给人的手臂、脸蛋或虚荣心增添光彩。

许多设计师的作品是为了让女性看起来更漂亮。川久保玲的目标似乎是让女性更有回头率。

川久保玲周五现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顶着标志性的齐刘海波波头，身穿黑色机车夹克。前一天她刚从东京抵达这里。东京是她生活的城市，也是 Comme des Garçons 总部的所在地。

川久保玲在官方场合不说英语，而是通过他的丈夫、翻译兼公司总裁 Adrian Joffe 传达她隐晦的指示。其实她懂的英语很多，如果她足够有兴趣加入对话，她会主动讲英语。多数时候她不说话，这样很有用也很省事，可以避免她讨厌的两件事：诠释和解读。（除了给每个系列起个谜一般的标题，她绝不对作品公开发表任何见解。）

我们容易把沉默当做平静，但川久保玲私下是个蕴含着巨大能量的弹簧。她掌管 Comme des Garçons 这个有若干产品线和数名设计师的品牌时，是一位和蔼却不容置疑的独裁者，坚决果断，这是时装学院的主策展人 Andrew Bolton 在与她工作的过程中发现的。

川久保玲亲自设计了展览空间。她在东京以实物比例做了个仓库的原型，这个空间与她其中展示的任何作品一样别具一格。

原计划她会与我一同参观展览空间，但她到达博物馆时又决定不来了。当我要求商量的时候，虽然 Joffe 用日语转达了几句，但显然，她的决定就是法律。于是我在 Joffe 和 Bolton 跟随下转了转展厅，领略了川久保玲的创作成就，然后在楼下一间冰冷的会议室里与她对话。

川久保玲是时尚界的传奇人物，这场展览是对她独一无二地位的认可：1983 年 Yves Saint Laurent 展以来，时装学院从未将整场展览献给单独一位在世的设计师。（而且周一的开幕晚宴将是川久保玲首次参与这个被称作“年度派对”的活动。）

几十年来，至少从她 1981 年巴黎首秀以来，川久保玲都在开拓自己的路线：与固有信念、传统观念的持久对抗。这些年她事业有起有落，但始终处在时尚重大发展的最前沿。她很早就抓住如今在时装生态中依然强有力的卖点：中性、人工材质、临时店铺和华丽设计阵容（她鼓励好几位前助手在 Comme des Garçons 旗下创作自己的品牌，其中最有名的是渡边淳弥。）

“很有启发的是，对她来说，身体和服装都没有局限，” Bolton 说，“这是我越来越欣赏的观点。”

这场展览共展出 150 件服装，效果势不可挡。川久保玲的设计震撼、激进、美不胜收，以极其疯狂的创造力展现出多元性。作品有时卖弄风情，像毛茸茸的一团（2016 春夏她称之为“蓝女巫”的系列），有时童心未泯，像蜡笔画的纸玩偶（2012 年秋冬“2 Dimensions”系列）。

它可以很脆弱，像旧布料拼凑的破洞毛衣（1982 年“Holes”系列），或者很坚韧，如锯齿状短裙和类似皮革（其实是人造纤维和聚氨酯）的上衣（2009 年春秋“Tomorrow’s Black”系列）。有时候，就像把芭蕾舞裙和机车夹克搭配的系列，一切皆有可能。（2005 年春秋“Ballerina Motorbike 系列）

她的衣服时而狡黠风趣，时而荒诞不羁。川久保玲几乎不会屈就附和任何传统的审美。（评论家在1997 年春夏的“Body Meets Dress”系列填充物中看到了肿块和畸形；Merce Cunningham 则看到了美，并要求把这些作品当做舞蹈的表演服装。）

Comme des Garçons 培养了忠诚的信徒，也招来了怀疑者。“这些衣服，说实话，就是行走的艺术品，” Katy Perry 说。她穿着这些衣服上了《Vogue》的封面。Katy Perry 还是此次盛会的联合主席之一；她说：“《超级名模 3（Zoolander 3）》开拍时候告诉我。”

这就是川久保玲的风格。Comme des Garçons 就是“提出新的审美，”她说。她没期望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品牌，就像没希望每个人都能穿上它。

“（让每个人都穿上）当然是终极目标，那是最好不过的，”Joffe 说，他给川久保玲翻译，偶尔也加入自己的看法，“不过说真的，如果每个人都能看出它的美，试穿一下，然后感觉不错的话，那就走到头了。每个人都觉得美的话，玲就该歇了。我们获得了人们起立鼓掌的那几次，每个人都喜欢那场秀，那是她最担心的时候。”（几个系列都因为太浅显易懂从走秀中被撤掉。）

川久保玲的衣服似乎欢迎影射，又拒绝影射。Bolton 说，上世纪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之一出现在展览现场，从中看到了 Diane Arbus 的影子。从前学习服装史的 Bolton 则从中看到了裙撑和连衣裙的演化突变。

“但更有意思的是，无论那些内容是不是创作的参照，它们都被毁掉了，” Bolton 说，他围绕成对的二元论概念来设计这场展览的结构——缺席/在场、时尚/反时尚、高/低、过去/现在——来表现，川久保玲的作品可以两者都是、两者都不是、在两者之间，或在两者之外。“这对策展人我来说是真正的挑战，让我把思路从历史性叙事中解放出来，”他说。

“这和大多数记者做的事不同，” Joffe 挑着眉毛说，“记者忍不住要旁征博引，不是吗？”

川久保玲坐在楼下，她在图书馆的大书桌后显得很矮小，她一遍遍强调，观点和争论都是为了新的创造。其他都是次要的。

“新事物未必是人们眼中美的东西，”她说，“创造新事物的结果是美的。创造新事物然后感动人们，这件事很美。”

每一季服装她都是从零开始创作，给制版师一个简短晦涩的灵感要点，然后他们一起做出一个系列的内容。可一旦完成，川久保玲就会毫不留恋地转向下个系列。这样导致的副作用就是，面对过去的作品于她而言是很难的，哪怕是在博物馆里——“这是精神上的痛苦，”Bolton 说。他和川久保玲开始理解和尊重彼此，但他们合作还是会有冲突。

我问川久保玲，她亲自策划的展览会是什么样子。

“大概就是我最后的作品吧，”她说。

最后的一件作品吗？

她瞪着我说，“唯一一件，对，”她用英语说。

在秀上展示过的作品让人们更难有期待，Joffe 说，这时，川久保玲用轻柔、稳定的语调快速对他讲话，音量和语气几乎不变，说完就把手放在桌上，一块硕大的手表消失在她皮衣的袖子里。

“她常常会说经验是负担，她做得越多，做全新的东西就越难，”Joffe 说，“但在此之前，作品只是记忆。现在，作品都在她眼前，她所有的作品——她觉得，现在要继续创作就更难了。”

尽管此次展览涵盖了 35 年的作品，她依然坚持这场展览不能看作是“回顾展”。对于执着新创造的设计师来说，博物馆和坟墓的区别不大。

不可避免的是，这样一场展览就像一项终生成就奖，往往颁给即将离开舞台的人。但 74 岁的川久保玲对离场毫无兴趣。公司与她完全融为一体，当我问她，她身上是否有哪个部分不属于 Comme des Garçons，她说，她不懂这个问题。

可她已经考虑过自己离开后 Comme des Garçons 的未来。“会和现在不一样，”她说，“但也可以一样。”她近期某些作品上隐现着晚年的气息。从 2014 年春秋系列开始，她宣布停止做衣服，从那以后，将注意力转向更抽象的廓形、形式与风格的研究。近几季的系列都不符合教科书对“可穿戴”或者“可销售”的定义。

不过川久保玲很精明。Comme des Garçons 以许多分散、附属的产品线建立，每部分都可以相互支持。（这家公司去年总营业额超过 2 亿 8000 万美元，包括 Dover Street Market 的多品牌销售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会开一家 Comme 礼品店，出售独家商品，比如带 CDG 标志的 Nike 球鞋、1982 年破洞毛衣的新版。

她的精神与价值观指导了整个 Comme des Garçons 公司的发展，但并非所有新创造都一样。由于公司更亲民、更商业化的系列产品热卖，比如心形装饰的 Play 系列钱包和香水，川久保玲就可以尽情痴迷于自己的创作，在 Comme des Garçons 主线的秀场系列上极尽深奥晦涩之能事。

她那种邪典般的吸引力使粉丝对非服装产品都很狂热。与其他出售秀场改制服装的品牌不同，Comme des Garçons 还出售秀场样品——这让创始人有时很生气。

“她非常生气，因为她不想做这些衣服，”Joffe 说，“它们太难做了。”

如果如 Perry 所言，这些是艺术品，川久保玲却坚决说自己不是艺术家。“如今很少有设计师的作品能在艺术博物馆的环境中生存下来，”Bolton 说，但川久保玲认为自己首先是企业家。我注意到，她一直都这么说，不过近期采访中，这种说法似乎动摇了，她貌似更倾向于同意自己是个艺术家。

Joffe 点头微笑，但当他把这句话转述给川久保玲时，她被激怒了，开始语速飞快地讲话，“她说，是我翻译得太差了，是我的错，”他说，“她不是艺术家。”川久保玲指着我的记事本，意思是我应该写下来。“请确认这点，”她说。

如果不是艺术家，就是个朋克。“朋克很重要，”她说，“朋克精神是反对建制派。这就是你从零开始创造新事物的方式——不接受现存的秩序。”

我指出，她现在就被供奉在建制派的庙宇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这里的事实就是叛逆，” Joffe 说，“她本人在这里就够朋克了。当然，人们会说我们背叛了，为什么要上《Vogue》的封面呢？但这不是重点。”川久保玲点点头。

重点或许是作品，也或许是传奇。Comme des Garçons 的影响了时尚界几十年，这不仅表现在有人模仿和致敬。川久保玲推广了露缝、不对称、合成面料和黑色。此外，她坚定、专注地走自己的创作路线，这启发了其他设计师；她开启了一场对话，至今仍有人参与。

我不止一次想知道，她如何看待自己的传奇。我提醒她说，四年前我们做过一次邮件采访。那时候我问她，她希望人们怎样记住她？她回答说，“我想被人们遗忘。”这种想法变了吗？

“这种说法越来越正确了，”她说，“我不会再做别的展览了，这是一定的。”

她那不妥协的世界观里有种暗淡，令人吃惊，甚至不舒服。但接着，她想到了什么，微笑地转向 Joffe 小声说了些话。Joffe 说：“她在想，如果你写她说了这句话：这是最后一场展览。那会不会有更多人来看展？”

这位女士是营销天才，我说，然后川久保玲笑了起来。

“你应该在文章最后写，我完全就是个商人，”她说。



翻译 Alicia Lee

题图来自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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