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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一切审美的川久保玲说自己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商人

记者
好奇心日报
发布日期
today 2017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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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下午,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一间封闭的陈列室里,工作人员正围着纯白小屋组合的临时空间打转,有人穿着白大褂和鞋套,修复人体模型,安放数字指引。这是时装学院(Costume Institute)春季展《川久保玲/Comme des Garçons: 其间的技艺(Art of the In-Between)》开幕前最后的冲刺。几十年来川久保玲为自己在 1969 年创立的时尚品牌 Comme des Garçons 设计的作品正在进行最后的陈设。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时装学院(Costume Institute)展示的川久保玲设计作品。图片版权 Justin Lane/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通常可以预料的是,时装学院的展览总会摆满衣服,但川久保玲的作品并非都会被看作是普通意义上的衣服。这些作品可能精致却臃肿、邋遢又破烂;穿这些衣服未必会给人的手臂、脸蛋或虚荣心增添光彩。

许多设计师的作品是为了让女性看起来更漂亮。川久保玲的目标似乎是让女性更有回头率。

川久保玲周五现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顶着标志性的齐刘海波波头,身穿黑色机车夹克。前一天她刚从东京抵达这里。东京是她生活的城市,也是 Comme des Garçons 总部的所在地。

川久保玲在官方场合不说英语,而是通过他的丈夫、翻译兼公司总裁 Adrian Joffe 传达她隐晦的指示。其实她懂的英语很多,如果她足够有兴趣加入对话,她会主动讲英语。多数时候她不说话,这样很有用也很省事,可以避免她讨厌的两件事:诠释和解读。(除了给每个系列起个谜一般的标题,她绝不对作品公开发表任何见解。)

我们容易把沉默当做平静,但川久保玲私下是个蕴含着巨大能量的弹簧。她掌管 Comme des Garçons 这个有若干产品线和数名设计师的品牌时,是一位和蔼却不容置疑的独裁者,坚决果断,这是时装学院的主策展人 Andrew Bolton 在与她工作的过程中发现的。

川久保玲亲自设计了展览空间。她在东京以实物比例做了个仓库的原型,这个空间与她其中展示的任何作品一样别具一格。

原计划她会与我一同参观展览空间,但她到达博物馆时又决定不来了。当我要求商量的时候,虽然 Joffe 用日语转达了几句,但显然,她的决定就是法律。于是我在 Joffe 和 Bolton 跟随下转了转展厅,领略了川久保玲的创作成就,然后在楼下一间冰冷的会议室里与她对话。

川久保玲是时尚界的传奇人物,这场展览是对她独一无二地位的认可:1983 年 Yves Saint Laurent 展以来,时装学院从未将整场展览献给单独一位在世的设计师。(而且周一的开幕晚宴将是川久保玲首次参与这个被称作“年度派对”的活动。)

几十年来,至少从她 1981 年巴黎首秀以来,川久保玲都在开拓自己的路线:与固有信念、传统观念的持久对抗。这些年她事业有起有落,但始终处在时尚重大发展的最前沿。她很早就抓住如今在时装生态中依然强有力的卖点:中性、人工材质、临时店铺和华丽设计阵容(她鼓励好几位前助手在 Comme des Garçons 旗下创作自己的品牌,其中最有名的是渡边淳弥。)

“很有启发的是,对她来说,身体和服装都没有局限,” Bolton 说,“这是我越来越欣赏的观点。”

这场展览共展出 150 件服装,效果势不可挡。川久保玲的设计震撼、激进、美不胜收,以极其疯狂的创造力展现出多元性。作品有时卖弄风情,像毛茸茸的一团(2016 春夏她称之为“蓝女巫”的系列),有时童心未泯,像蜡笔画的纸玩偶(2012 年秋冬“2 Dimensions”系列)。


Paolo Roversi 在 2016 年拍的川久保玲。图片版权 Paolo Roversi/Comme des Garcons


它可以很脆弱,像旧布料拼凑的破洞毛衣(1982 年“Holes”系列),或者很坚韧,如锯齿状短裙和类似皮革(其实是人造纤维和聚氨酯)的上衣(2009 年春秋“Tomorrow’s Black”系列)。有时候,就像把芭蕾舞裙和机车夹克搭配的系列,一切皆有可能。(2005 年春秋“Ballerina Motorbike 系列)

她的衣服时而狡黠风趣,时而荒诞不羁。川久保玲几乎不会屈就附和任何传统的审美。(评论家在1997 年春夏的“Body Meets Dress”系列填充物中看到了肿块和畸形;Merce Cunningham 则看到了美,并要求把这些作品当做舞蹈的表演服装。)

Comme des Garçons 培养了忠诚的信徒,也招来了怀疑者。“这些衣服,说实话,就是行走的艺术品,” Katy Perry 说。她穿着这些衣服上了《Vogue》的封面。Katy Perry 还是此次盛会的联合主席之一;她说:“《超级名模 3(Zoolander 3)》开拍时候告诉我。”

这就是川久保玲的风格。Comme des Garçons 就是“提出新的审美,”她说。她没期望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品牌,就像没希望每个人都能穿上它。

“(让每个人都穿上)当然是终极目标,那是最好不过的,”Joffe 说,他给川久保玲翻译,偶尔也加入自己的看法,“不过说真的,如果每个人都能看出它的美,试穿一下,然后感觉不错的话,那就走到头了。每个人都觉得美的话,玲就该歇了。我们获得了人们起立鼓掌的那几次,每个人都喜欢那场秀,那是她最担心的时候。”(几个系列都因为太浅显易懂从走秀中被撤掉。)

川久保玲的衣服似乎欢迎影射,又拒绝影射。Bolton 说,上世纪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之一出现在展览现场,从中看到了 Diane Arbus 的影子。从前学习服装史的 Bolton 则从中看到了裙撑和连衣裙的演化突变。



图片版权 Timothy A. Clary/法新社-Getty Images


“但更有意思的是,无论那些内容是不是创作的参照,它们都被毁掉了,” Bolton 说,他围绕成对的二元论概念来设计这场展览的结构——缺席/在场、时尚/反时尚、高/低、过去/现在——来表现,川久保玲的作品可以两者都是、两者都不是、在两者之间,或在两者之外。“这对策展人我来说是真正的挑战,让我把思路从历史性叙事中解放出来,”他说。

“这和大多数记者做的事不同,” Joffe 挑着眉毛说,“记者忍不住要旁征博引,不是吗?”

川久保玲坐在楼下,她在图书馆的大书桌后显得很矮小,她一遍遍强调,观点和争论都是为了新的创造。其他都是次要的。

“新事物未必是人们眼中美的东西,”她说,“创造新事物的结果是美的。创造新事物然后感动人们,这件事很美。”

每一季服装她都是从零开始创作,给制版师一个简短晦涩的灵感要点,然后他们一起做出一个系列的内容。可一旦完成,川久保玲就会毫不留恋地转向下个系列。这样导致的副作用就是,面对过去的作品于她而言是很难的,哪怕是在博物馆里——“这是精神上的痛苦,”Bolton 说。他和川久保玲开始理解和尊重彼此,但他们合作还是会有冲突。

我问川久保玲,她亲自策划的展览会是什么样子。

“大概就是我最后的作品吧,”她说。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览的更多展品。图片版权 Justin Lane/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最后的一件作品吗?

她瞪着我说,“唯一一件,对,”她用英语说。

在秀上展示过的作品让人们更难有期待,Joffe 说,这时,川久保玲用轻柔、稳定的语调快速对他讲话,音量和语气几乎不变,说完就把手放在桌上,一块硕大的手表消失在她皮衣的袖子里。

“她常常会说经验是负担,她做得越多,做全新的东西就越难,”Joffe 说,“但在此之前,作品只是记忆。现在,作品都在她眼前,她所有的作品——她觉得,现在要继续创作就更难了。”

尽管此次展览涵盖了 35 年的作品,她依然坚持这场展览不能看作是“回顾展”。对于执着新创造的设计师来说,博物馆和坟墓的区别不大。

不可避免的是,这样一场展览就像一项终生成就奖,往往颁给即将离开舞台的人。但 74 岁的川久保玲对离场毫无兴趣。公司与她完全融为一体,当我问她,她身上是否有哪个部分不属于 Comme des Garçons,她说,她不懂这个问题。

可她已经考虑过自己离开后 Comme des Garçons 的未来。“会和现在不一样,”她说,“但也可以一样。”她近期某些作品上隐现着晚年的气息。从 2014 年春秋系列开始,她宣布停止做衣服,从那以后,将注意力转向更抽象的廓形、形式与风格的研究。近几季的系列都不符合教科书对“可穿戴”或者“可销售”的定义。

不过川久保玲很精明。Comme des Garçons 以许多分散、附属的产品线建立,每部分都可以相互支持。(这家公司去年总营业额超过 2 亿 8000 万美元,包括 Dover Street Market 的多品牌销售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会开一家 Comme 礼品店,出售独家商品,比如带 CDG 标志的 Nike 球鞋、1982 年破洞毛衣的新版。


图片版权 Timothy A. Clary/法新社-Getty Images


她的精神与价值观指导了整个 Comme des Garçons 公司的发展,但并非所有新创造都一样。由于公司更亲民、更商业化的系列产品热卖,比如心形装饰的 Play 系列钱包和香水,川久保玲就可以尽情痴迷于自己的创作,在 Comme des Garçons 主线的秀场系列上极尽深奥晦涩之能事。

她那种邪典般的吸引力使粉丝对非服装产品都很狂热。与其他出售秀场改制服装的品牌不同,Comme des Garçons 还出售秀场样品——这让创始人有时很生气。

“她非常生气,因为她不想做这些衣服,”Joffe 说,“它们太难做了。”

如果如 Perry 所言,这些是艺术品,川久保玲却坚决说自己不是艺术家。“如今很少有设计师的作品能在艺术博物馆的环境中生存下来,”Bolton 说,但川久保玲认为自己首先是企业家。我注意到,她一直都这么说,不过近期采访中,这种说法似乎动摇了,她貌似更倾向于同意自己是个艺术家。

Joffe 点头微笑,但当他把这句话转述给川久保玲时,她被激怒了,开始语速飞快地讲话,“她说,是我翻译得太差了,是我的错,”他说,“她不是艺术家。”川久保玲指着我的记事本,意思是我应该写下来。“请确认这点,”她说。

如果不是艺术家,就是个朋克。“朋克很重要,”她说,“朋克精神是反对建制派。这就是你从零开始创造新事物的方式——不接受现存的秩序。”

我指出,她现在就被供奉在建制派的庙宇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这里的事实就是叛逆,” Joffe 说,“她本人在这里就够朋克了。当然,人们会说我们背叛了,为什么要上《Vogue》的封面呢?但这不是重点。”川久保玲点点头。

重点或许是作品,也或许是传奇。Comme des Garçons 的影响了时尚界几十年,这不仅表现在有人模仿和致敬。川久保玲推广了露缝、不对称、合成面料和黑色。此外,她坚定、专注地走自己的创作路线,这启发了其他设计师;她开启了一场对话,至今仍有人参与。

我不止一次想知道,她如何看待自己的传奇。我提醒她说,四年前我们做过一次邮件采访。那时候我问她,她希望人们怎样记住她?她回答说,“我想被人们遗忘。”这种想法变了吗?

“这种说法越来越正确了,”她说,“我不会再做别的展览了,这是一定的。”

她那不妥协的世界观里有种暗淡,令人吃惊,甚至不舒服。但接着,她想到了什么,微笑地转向 Joffe 小声说了些话。Joffe 说:“她在想,如果你写她说了这句话:这是最后一场展览。那会不会有更多人来看展?”

这位女士是营销天才,我说,然后川久保玲笑了起来。

“你应该在文章最后写,我完全就是个商人,”她说。



翻译 Alicia Lee

题图来自 视觉中国

© 2017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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