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正值纽约时装周2002春夏发布季举行，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包括美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们。在危难时刻，美国时装业界一场救援年轻新秀的行动也由此展开。十年后，虽然其中一些人还在从事设计，而另外一些人离开了，但他们对于那场特殊的秀演仍旧记忆犹新。

　　2001年9月11日那天，是纽约时装周的第四天，此前在这座城市中已举行了2002春夏季的52场发布会。

　　此前的晚上，一整天的暴雨让地面湿透，马克·雅各布（MarcJacobs）在西村附近的哈德逊河的一个码头举行了一场豪华的发布会，以庆祝其最新香水推出的盛大室外派对告终。到9月11日早晨，女设计师利萨·兰格（LizLange）的发布会是第53场，也是此发布季的最后一场，之后时装周被叫停，临时搭建的帐篷撤出，73场已确定的活动全部取消了。

　　随后的日子，许多设计师在想搞清楚他们的世界同时，重新开始时装的日常业务，在他们的展厅里组织简单的推介会。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迈克尔·科斯（Michael Kors）、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dela Renta）、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和唐娜·卡伦（Donna Karan）都在其中。劳伦，在他位于第七大道的一个办公室，穿上带有美国国旗提花图案的毛衫，告诉他的观众：“我总是从美国获得灵感。我总是受美国英雄启发。”

　　但是对于那些年轻设计师来说，只有有限的资金和小的工作空间，他们没有把他们系列向买手或者媒体展示的可行方式。他们中许多人的事业生存似乎都不可能了，因为零售商开始削减订单，特别对于没有经验的品牌，其中包含了对发生事情的恐惧和经济不确定的气候因素。《时尚》杂志主编安娜·温特（Anna Wintour）鼓励设计师们坚持下去，但是当她得知几乎没有人能够支撑下去时还是吃了一惊。

　　温特说：“我的编辑们告诉我，设计师们损失了订金，他们没有更多的钱，他们应该怎么做呢？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我们提供帮助的大好机会。”

　　9月21日，在卡罗琳娜·赫雷拉（Carolina Herrera）的展厅里，《时尚》杂志社和风格网站为年轻设计师品牌中的11个推出了一场名为“一种美国观点”的联合秀演。他们中的大多数设计师刚刚创办自己的公司，贝纳兹·萨拉夫波（Behnaz Sarafpour），此前为纽约巴尼斯百货设计一个系列，已经计划推出她的首场时装发布会。托尼·史密斯（TonyS mith），设计一个名为Smiths的品牌，与时任创意总监的比利·里德共同工作，将首次展示他自己的系列。

　　其他有代表性的明日之星和有前途的新秀包括：丽贝卡·泰勒（Rebecca Taylor）、克里斯汀·加诺(Christine Gano）,Pierrot品牌的皮埃尔·卡里莱罗（Pierre Carrileroof Pierrot）、彼得·桑（Peter Som）、利萨·希门尼斯（Elisa Jimenez）、本杰明·卓（Benjamin Cho）、玛丽亚·科尔内霍（Maria Cornejo）、迈克尔·索黑尔与布莱恩·布拉德利（Michael Soheilplus Bryan Bradley）、Tuleh品牌的乔希·帕特尼尔（Josh Patnerof Tuleh）。每个人由一组模特展示3到8套服装，这些模特包括玛姬·瑞泽（Maggie Rizer）、艾琳·欧康娜（ErinO’Connor）、梅·安德森（May Andersen）、凯伦·艾尔森（Karen Elson），他们都是志愿服务的，包括发型化妆艺术家蒂娜·特内博和达尼洛以及他们的团队。

　　虽然“一种美国观点”是一件小事，几乎不能涵盖贸易过程，回顾往事，它涉及了代表纽约时装中更有意义的某些东西。这标志了一个行业共同聚集力量支持新秀的那一刻，证明了在代表年轻设计师前锋的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协调下行业的多种主动性。

　　现在，像CFDA/Vogue时尚基金和CFDA时装孵化器，创造了一种新的使设计师成长的大环境。作为改变的证据，如今的时装周有超过250场发布会，是2001年时发布场次的两倍。

　　下列所述是有关“一种美国观点”发布会的口述历史及其效果和余波。每个参与者分别接受了采访，评论经过了编辑和浓缩。

　　场景一：新人与那刻记忆

　　彼得·桑（设计师）：我的事业是全新的。我一直在我的公寓外工作。我始终有一种真正的动力，因为我是新人，每个人都在寻找最新的东西，但是在那时我没有得到很多更大的资金。我31岁了，但是我像一个学步的孩子。当你开始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刚刚到了能起跳的程度，并且刚好有决心离地一两尺高并没有超过自己的头顶。

　　我对于那天早晨的所有记忆是，我坐在位于西村我的公寓里，在熨烫秀演的服装，接到我实习生打来的电话，让我打开电视。

　　丽贝卡·泰勒（设计师）：那天早晨我的发布会应该是值得期待的。我几乎忙了一夜。真是奇怪，因为每个人在说一架飞机突然撞向世贸大厦，而我们却一直在工作。在你的脑海里，有一幅图画，在上世纪40年代一架小飞机撞到了帝国大厦。直到一个小时之后每个人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带着服装置身于发布大篷中了。我记得模特们到了，有些人从隧道里过来，脸上有烟灰，但是仍然为了发布来了并且问：“我晚了吗？”我在与《女装日报》的某个人在谈论化妆和我们所用的色彩，我们都在哭泣。这时主持发布的费恩·马里斯走出来，并且说他们要停工回家了。

　　道格拉斯·汉南特（Douglas Hannant，设计师，按照日程他的发布在当天10点）：我们那天是在大号的帐篷中做发布，我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我在后台接受过采访，我不明白为何有些模特没有准时露面。我刚刚做了那天早晨秀演现场片段之一，当时奥德丽·梅兰妮抓住我的手，她看起来很害怕。她把我拉到帐篷的休息厅，那里开着数台电视，我吃惊得张开了嘴。我不相信我所看见的画面。没过多久帐篷中的人就被清空了，后来我们发现布莱恩特公园也曾受到一枚炸弹的威胁。所有的东西都被转移到了展示厅。我和我的员工往回走，当我们在经过第六大道时，我们真的看到第一座大厦倒了。

　　那天之后时间，我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只是想，我记得在看每个人的脸，每个人看起来都不同。

　　贝纳兹·萨拉夫波（设计师）：我们都处在极度震惊的状态中。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实际上周三本是我的第一场发布会。我第一次租了一个场地，预订了演出的模特，雇佣整个制作团队，安排了每件事情。

　　我在秋冬发布季做过一个微型系列获得了许多的关注。我们打电话给主流杂志的一些市场编辑，他们来到我的小工作室。我对挂在一排衣架上的14件服装逐一讲解。仅仅从这点，我们已经开始获得媒体的许多注意。他们要给我们在《时尚》杂志上两页半篇幅的故事。

　　当9/11发生时，我们取消了首次发布。我们接到《时尚》杂志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在尝试为那些他们认为真有希望的设计师安排一场群体时装发布会，他们想让我们成为其中一员。

　　场景二：伸出援手

　　安娜·温特（《时尚》杂志主编）：我们也许有10或12位设计师，他们是编辑们建议真正最需要帮助的，卡罗琳娜·赫雷拉非常慷慨，把她的展厅借给我们。我们有模特，我们做发型和化妆。设计师们都带着他们的新系列来到我们的办公室。这是一种可爱的、让人感动的感觉。

　　同时，对我而言令人惊异的事情在于了解他们真的是勉强维持生存。我们认为这些设计师才突然冒出来，有时他们确实需要支持和咨询服务。

　　丽贝卡·泰勒：他们联系我们让我感到吃惊，但是我十分高兴因为我的所有服装都排好、装袋并编了号，我们准备好了。我记得安娜·温特看了看这些服装并且说：“你十分有条理。”我本在帐篷中有一场发布会。我应该有安排的，但是我猜想其他许多设计师的状况就像“衣架上剩下的衣服”。

　　我们从来没有很多钱。我们用4万美元开始创业，并且刚刚有一点点成长。我的合作伙伴贝丝用钱非常严格，像购买可以买一送一的比萨，知道所有特价的地方。她已经订了份午餐，这真是奢侈了一回，我记得，在我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以后，她打电话试图取消订餐。“取消熏鲑鱼和百吉饼，我们并不需要它！我们不会为此付账的！”，这时无论如何午餐到了。我记得我们去马路对面的工厂，将这些提供给每个人，人们在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喜欢，“我们不需要这种食物。”奇怪，你显示出你对事情的焦虑，回头看，并没有那么多。

　　我为Zero品牌所做第一场发布会应该是在9月11日的上午。这家店已开了三年，但我刚刚开始做这个系列的批发业务，这是秀演的第一季。你可以想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时间。

　　克里斯汀·加诺（设计师，其品牌为Christine Ganeaux）：在正好在9/11之前展示了我的系列，但是显然此后没有人对于时装写任何报道。不知怎么，做衣服给人的感觉如此无关紧要。

　　皮埃尔·卡里莱罗（Pierrot品牌设计师）：我以针织服装出名，但是我的这次春季秀演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应该是关键的发布，因为它会把我的品牌提升，不只是毛衫还有其他东西。我的百老汇发布有167名观众，我要在韦伯斯特大厅里表演歌舞。我有舞蹈演员、歌手和帕丽斯·希尔顿。这真了不起。

　　但这一切没有发生。我接到关于此场群体发布的电话，我认为这太多了。他们到我的工作室来取东西。我喜欢，温特女士在那里吗？我不想回复电话，基本上我被摧毁了，纽约城的四分之三也是如此。（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