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推动中国电商经济

  贺朋元,中通快递(ZTO Express)北京某站点经理。早上7:30,贺朋元在自己的仓库里转来转去检查包裹,一边看着手表,一边心不在焉地介绍手底下30来个快递员的籍贯,“河北”、“贵州”、“贵州”、“四川”,他一路挨个说下去。


  这些快递员里没一个北京人。贺朋元说:“我们去年有过两个北京人,不过都不干了,他们受不了这么大工作量。城里人太娇弱,都被宠坏了。”

  贺朋元来自中国南方的贵州省,该省人均收入在全中国排倒数第一。他说如果没有许许多多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他的生意就做不下去。贺朋元说:“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是一支不断前进的大军。他们来到城市,降低了城里的劳动力成本。”

  贺朋元的开心溢于言表,他是亿万农民工中的一员。过去三十年,这个群体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做出了贡献。但那个时代即将走到尽头,劳动力短缺正不断推高一线城市工资,劳动力供应开始枯竭。

  对首都居民而言,快递员几乎是隐形的,他们在自己的电动车与一栋栋大楼之间匆匆往返,将信件和网上订购的货物运送到全北京。一个快递员开玩笑说:“我是圣诞老人。我一天真的要说300次‘你的快递到了’。”

  一代又一代进城务工者用他们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贺朋元的祖父母以耕种稻田为生,他的父亲曾在一家工厂组装电视机以供出口。在中国寻求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转型成消费和服务型经济之际,他这代务工者是一个新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力量。贺朋元这群打工者是为这股高技术互联网热潮提供动力的低技术燃料,他们的名字是“快递”。他们服务于一个发展壮大中的消费者阶层,他们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加入这一阶层。

  物流的意义

  尽管近期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的电子商务热潮催生了成千上万家快递公司,有几家公司已经将业务网络铺到了全国。中通快递是中国物流企业十强之一,今年4月该公司向彭博(Bloomberg)表示自己的快递业务覆盖了中国近一半县城,希望2017年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

  贺朋元估计中通送的包裹有70%是网购的商品,主要通过淘宝(Taobao)和天猫(Tmall)下单,这两家网站为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所有。阿里巴巴是以市值计全球第三大互联网企业,创建人是风格张扬的马云(Jack Ma)。阿里巴巴和京东(JD.com)等电商公司通过在华尔街上市拿到了上百亿美元。但它们的大部分价值来自于快递员,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推动了这些商业模式在中国的发展。

  总部位于广州的咨询公司艾媒咨询(iMedia)的首席执行官张毅表示:“较低的物流价格不仅对电商的初期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关乎电商的生死存亡。现在,即使这两块产业互为依托,但实际上电商对物流的依赖要大于物流对电商的依赖。”

  张毅将之类比于为苹果(Apple)制造iPhone的富士康(Foxconn)工人,他说:“中国的物流公司不仅收费低廉,而且高效快捷。”

  中国搜索引擎百度(Baidu)的首席科学家吴恩达(Andrew Ng)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物流网络效率惊人。我曾向外国观众解释在中国哪些事情有可能发生,可他们不相信我。”吴恩达于去年离开谷歌(Google),来到百度负责人工智能业务的运营。电子商务依赖于这些价格超低的快递服务。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一个一公斤以内的包裹隔夜送达费用为10元到13元(约合1.5美元到2美元),相当于美国费用的十分之一,这要归功于贺朋元手下快递员一天12个小时的工作。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是主要受益群体,他们可以买到发达社会的服饰,花的是几分之一的价钱。

  阿里巴巴控制了约70%的中国零售电商,占中国零售总额8%左右。阿里巴巴等中国电商企业的绝大部分业务都要靠中通这些物流公司负责运送。

  在西方,只有在所售物品价值比较昂贵、能够值回快递成本时,电商在经济上才具备可行性。中国电商则不同,低廉的快递费意味着贺朋元的快递员会运送一切货物,哪怕是一包纸巾,或一副鞋带。

  快递工作让许多人牺牲巨大。绝大多数快递员表示自己非常感激能在城市有份工作,但他们也表示工作时间太长,成年累月不能跟家人呆在一起,而且虽在城里辛苦打工,却永远无法真正属于这座城市。他们在法律上也缺乏保护,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他们在医疗保障和子女上学方面都受到限制。

  来自北京邻近省份河北省的中通快递员陈兵说:“我希望我儿子还记得我是谁。”他说由于工作量大,自已每三个月才能回家看次妻子和孩子。精瘦结实的吴章才今年23岁,他跟贺朋元一样来自中国南方的贵州省,每年只在春节时回次家,像他这样一年回一次家是更普遍的情况。

  快递每月工资加奖金有5000元人民币,在中国算还不错,但这份工作非常辛苦。贺朋元说:“赶上高峰期,我们要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干到半夜才收工。工作非常累,他们一天要送300到400件(包裹),还得收100到200个快件,有些小区收件能达到700到800个。他们整天到处跑,一趟趟地爬楼梯,回家时都累到动弹不得。”

  贺朋元又说:“大多数人都干不了这种活。”受聘者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坚持两个月以上。

  大多数快递员永远有快件要赶着送。紧张感整天挥之不去地跟随着他们。

  去年11月,海滨城市青岛的一名快递员成了全中国的笑谈。为了赶上耽误的时间,他从二楼的一扇窗户跳下,结果摔断了腿。他在医护人员看护时,还在继续跟客户打电话,解释自己可能会迟到,那段手机视频火遍了网络。

  繁重的工作

  快递工作社会地位不高,再加上快递员出身农村,令他们在北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处于社会地位的底层。

  “哦,快递啊,你等会啊。”吴章才说,每天他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给客户打电话时,至少有三四次会听到客户说这句话。“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训自己小孩,‘你要是不听话,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得当快递。’”中通这样的大快递公司已经在业内树立了为员工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的口碑,但中国还有成千上万家小快递公司,大多数甚至懒得跟快递员签劳动合同,也几乎不受什么监管。

  快递员杨展露(音译)要求匿去他工作的那家快递公司的名字,他说自己一个月4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往往有25%要被扣掉,扣工资的理由包括敲门声音太大,送货太早,或压根没理由。快递员的主要送货工具是电动三轮车,这些车子在无人看管时往往会遭人毁坏,或被小偷盯上。在中国部分城市,骑电动三轮还是违法的,不过执法没那么严格。但这就令快递员只能任凭警察专横执法,还常常遭遇腐败执法。

  几十年来,中国凭借以低于欧美竞争对手的成本制造各种商品获得经济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实现的。现在,这一廉价劳动力资源正在被用于将各种服务送到人们手上。美甲、衣物熨烫以及餐食等服务一直都有,但得益于智能手机技术,人们可以更方便地享受到这些服务。

  除了做快递员以外,现在还有许多进城务工者受雇于在线打车应用优步(Uber)和滴滴快滴(Didi Kuaidi),或给美团(Meituan)、饿了么(Elema)等网站当送餐员。低薪、勤劳的进城务工者们推动了这种“线上到线下”(O2O)服务的新兴商业模式。智能手机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下单,既快捷,成本又低,这在工资较高的国家是无法实现的。

  吴恩达说,这些服务的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最近他用手机为朋友订购了一次洗车服务。下单后仅半个小时,车子就洗好了。

  北京Marbridge Consulting公司的马克?纳特金(Mark Natkins)表示:国外有许多人目睹中国的线上到线下模式,想不明白为什么它能如此成功。

  纳特金说:“这一模式在中国更可行。派人到别人家里上门做美甲在中国是什么价,在美国曼哈顿又是什么价?中国的一切都很便宜,所以在中国提供这些服务是划算的,但在美国就不划算。”

  用工荒

  虽然廉价劳动力如此重要,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看似无限的劳动力供应将要枯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萎缩,城市出现了用工荒。中国终于就要进入传说中的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了,这一理论是由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提出的,用来衡量输送给工业化经济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枯竭的那个时间点。

  贺朋元2002年首次来到北京,2009年他开了一家中通快递分站。

  贺朋元说:“我们一切事都自己来。我们从办公室取走包裹,自己打包,自己投递,我们完全是自给自足。”他说那时他们一天只能送12个快件。

  贺朋元说:“2009年以来,工资涨了3倍,但快递价没涨。”事实上,现在的快递价格比2009年还低。

  他说:“由于竞争,没有公司敢涨价,不然客户会改用别家公司。”

  贺朋元预言:“我们的业务量上去了,所以我们能弥补成本,但这一模式不会永远都盈利。”

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 文/查尔斯·克洛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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